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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一小时后，两个人开着面包车从后门进来。

    他们在停尸间里待了四十分钟。

    出来时，拎着两个保温箱。

    钱立仁没敢看。

    第二天，他的银行卡里多了五万。

    他用这笔钱交了父亲三个月的透析费。

    一个月后，第二单。

    第三单。

    第四单。

    他渐渐习惯了。

    不再回避，不再心慌。甚至开始研究什么样的遗体器官质量好——年轻的好，没病的更好，突然死亡的比长期卧床的好。

    他学会了怎么在登记表上做手脚，怎么让家属尽快签字火化，怎么避开其他职工的视线。

    八年间，经他手“处理”的遗体，四十七具。

    最多的时候，一个月三单。

    收入从五万涨到十万。

    他用这些钱给父亲换了肾——不是通过正规渠道，而是从陈姓男人那里买的“加急肾”，花了三十万。

    父亲多活了五年。

    父亲死的时候，钱立仁哭了。

    哭完，他继续干。

    那些被摘走器官的遗体，家属在告别时哭，他在旁边看着，偶尔还会递纸巾。

    没有人怀疑。

    现在，陈姓男人早就消失了，但渠道还在。

    郑经伦死了，陆明远死了，王启耀死了。

    但钱立仁还活着。

    他不在乎那些人怎么死的。

    他在乎的是今晚十点，刘翠兰的肝脏能顺利送出去。对方已经付了三万定金，尾款两万，货到付款。

    他拿起桌上的保温杯，喝了口茶。

    茶凉了。

    他皱了皱眉，放下杯子。

    就在这时，办公室的门被敲响。

    “进。”

    门推开，殡仪馆的老孙走了进来。老孙五十多岁，负责遗体整容，是馆里少数几个知道钱立仁“业务”的人。

    “钱馆，刘翠兰那边，评估过了。肝有点脂肪浸润，但还能用。今晚送吗？”

    “送。”钱立仁说，“联系好车了？”

    “联系好了。老地方，后门，十点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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